族群政治的历史演化：对国际政治研究的一种反

族群政治研究目前已经成为人类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多学科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并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跨学科研究态势。“过去30多年间，族群政治研究领域已经涌现出数以百计的学术专著和数以千计的学术论文”。[注]包刚升：《21世纪的族群政治：议题、理论与制度》，《世界民族》，2017年第5期。在大量研究族群政治的著述中，前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族群冲突和族群战争成为重点研究对象，尤其是中东、非洲一些国家，因其内部对部族的认同超越了对主权国家的认同，形成了强社会弱政府的局面，一些学者称之为部族主义国家，[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参见Heribert Adam, Kogila Moodley, “Political Violence, ‘Tribalism’, and Inkatha,”TheJournalofModernAfricanStudies, Vol.30, No.3 (Sep.1992), ; Ari Sitas, “The New Tribalism: Hostels and Violence,”JournalofSouthernAfricanStudies, Vol.22, No.2 (Jun.1996), ; Nile Green eds.,Afghanistan’sIslam:FromConversiontotheTaliban, 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7; Westen ,PoliticalPowerandTribalisminKenya,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8.族群问题尤为严重。这些被族群政治困扰的国家，往往没有经过长期的社会文化整合，独立建国时间较短，前现代历史遗留与现代政治建构叠加在一起，使国家内部社会呈现出万花筒般的复杂性。伴随着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混融，族群政治的影响溢出国家层次，成为区域乃至全球需要关注的国际政治现象。而研究族群政治也有助于我们对现有的国际政治研究路径和叙事方式展开反思。

其一，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更正现行国际政治理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宏观假定。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无论是传统的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还是后来的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间都存在着某些理论分歧，但它们共享一种叙事方式，即都将视角聚焦在国际体系和结构上，规避对国内政治复杂性的考虑。为了理论的逻辑性和精巧性，两大流派都日益采用科学主义方法，淡化经验研究和历史梳理，结果不仅造成“像加拿大当代著名批判理论家罗伯特·沃克指出的，历史的展示实际上让位于结构解释的展示”，[注]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页。而且造成了理论与事实之间的鸿沟。具体到国际政治研究的基础性问题之一国家安全上，两大流派都认为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由于两大理论流派主体理论生成于冷战期间，这种叙事方式的出现便不难理解。但若诉诸经验事实，两大理论流派的宏观假定则大有问题。

实际上，“1945年以来，国内战争比国际战争爆发得更加频繁，也带来了更具破坏性的后果，同时，超过半数的国内战争是由族群问题而非阶级或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注]唐世平、李思缇：《族群战争的爆发：一个广义理论》，《国际安全研究》，2018年第4期。尤其在后冷战时代，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历史发展并没有像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所设想的那样，我们将看到“民族国家和族群语言团体，如何在新兴的超民族主义重建全球的过程中, 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国的世界体系”，[注][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反倒是族群政治越来越突出，由族群政治所导致的族群冲突与族群战争也更为激烈。1994年爆发的卢旺达大屠杀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也颠覆着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来自于国际而不是国内的认知。进入21世纪后，族群政治不仅没有消弭，反而在诸多国家引发了严重的安全问题，苏丹、尼日利亚、马里、阿富汗、伊拉克、缅甸、菲律宾都长期遭受族群问题的困扰。当前，国际政治学者对族群政治研究的升温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族群问题诱发国家安全问题的警觉，同时也是对国际政治传统研究路径的一种反思。

其二，研究族群政治，有助于我们突破现有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方法论设定。二战结束后，在非殖民化浪潮中，族群政治并没有真正进入国际政治研究的视野。族群政治的存在被认为只是全球政治现代化中的一段插曲，是前现代国家或殖民地走向现代民族国家，进行国族整合的暂时性问题，通过政策导引族群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形成这种观念的知识基础来自国际政治研究中长期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学者对欧洲历史经验的认知。欧洲各主要国家，大体上从17世纪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转变，18世纪末19世纪初被认为是建成民族国家的初始时期。[注]参见[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英]休·希顿-沃森著，吴洪英、黄群译：《民族与国家——对民族起源与民族主义政治的探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美]里亚·格林菲尔德著，王春华等译：《民族主义：走向现代的五条道路》，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版。民族国家这种新的国家组织形态“以民族主义历史代替了宗教‘十戒’和《圣经》；将民族的历史遗迹作为朝圣和膜拜的圣地；以‘无论对与不对，祖国第一’的观念作为转化民族忠诚的道德信条。许多民族主义运动明确地呼吁民众忘记或者超越宗教(教派)差异，以共同的民族性为基础寻求统一”。[注][荷] 叶普·列尔森著，骆海辉、周明圣译：《欧洲民族思想变迁：一部文化史》，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84-285页。这种类型的叙事认为，在前现代，血缘认同、部族认同、宗教认同等多种认同并存，但在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尤其是当二战后几乎所有国家都披上民族国家的外衣后，国族认同被认为在认同序列上得到了极大程度的擢升，并将血缘、地域、宗教等认同的序列下调，使这些认同成为国族认同之下的亚认同。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113/4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