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之于“人”与“人”之于“音” —— 关

缘 起

非音乐出身者谈音乐不免令人忐忑。我一直在竭索枯肠究竟该写些什么才合适。作为一位宣称为人类学家者，讨论内容自然离不开人类学，尤其是社会文化人类学。虽然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关系密切，但它们对人类学的渗入远远低于人类学对它们的渗入。如果人类学早把音乐作为自己研究的主题之一，这个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的什么事了。如此说来，音乐从未成为文化人类学研究的核心所在之一也不见得是坏事——毕竟是社会文化人类学因此而催生了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而且后两者后来基本形成独立学科（separate discipline）。

既然已经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那么是否原先刺激其诞生的源泉就成为枯井或干涸的河床？事实显然不是这样。文化人类学者从未停歇的理论讨论，在许多方面依然对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人类学有着强烈的推动作用。民族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二者形成相对独立的学科之后，由于研究主体的不同和学者本身的主体性，在有些方面与文化人类学渐行渐远——但这可能是国外人类学界的一般情况。反观中国，情况则相反。音乐学者日益看重人类学，在民族音乐学和音乐人类学当中尤其如此。但文化人类学者的担当精神在音乐人类学和民族音乐学里似乎没那么强烈，大多数的研究依然停留在如何利用文化人类学理论来解释所面对的音乐文化现象，或是在文化人类学理论的基础上在自己的领域里寻求理论创新的阶段上。

本文题目的“人”兼指“人”和人类学，本文的“音”当然是音乐——尽管现在关于（我认为）与音乐无关的“音”也受到一些研究者的关注。[1]若非本文所论有些未必与人类学有关，或者必须绕几个弯才搭上人类学，用“音之于人类学”可能比“人类学之于音”更合适些。在本文中，我想讨论的问题是：为什么音乐在文化人类学里显得无关轻重或者相当边缘？人类学里不同的取向（approaches）是否对这种状况有所影响？同时，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音乐在何种意义上被视为文明的象征？本文还将考察一些社会理论家对音乐的看法，通过他们的洞见，音乐能告诉我们什么？最后，笔者还将回答，人类学在哪些方面可以对音乐研究有所贡献。

一、亟待人类学深入探索的领域

在人类学领域里，对音乐的研究应该说是很不充分的。作为文化当中的一个重要部门，音乐在人类学研究中显得相当边缘。从一些美国最流行的人类学教科书来看，音乐要么不在场，要么只给予毫不起眼的篇幅。人类学迄今为止还是带有十分强烈的“他者”研究取向——所研究的对象最好是传统的简单社会。在这类社会里，音乐往往与宗教、仪式以及其他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人们演奏音乐往往是在仪式的场合，于是音乐就具有了某种神圣意义。因而你要了解音乐往往就必须产生感同身受的神圣性，这对大部分人类学家来讲可能是难以做到的。即便研究宗教的人类学家，在他们的专著里分析和描述仪式的过程时，也只能给音乐极为有限的篇幅。①事实上，我随手从书架上抽了几本专门研究宗教或者主要研究宗教的专著，如Roy 的两本著作, Ritual and Religion in Making of Humanity[M].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和Pigs for Ancestors: Ritual in the Ecology of a New Guinea People, 以及 Robert P.Weller, Unites and Diversities in Chinese Religion[M].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7和Victor Turner的The Forest of Symbols: Aspects of Mdembu Ritual[M].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7.其中，仅有魏乐博（Robert Weller）在描写的仪式场合略微提及几位道士音乐人（见该书第94页）。

众多的人类学教科书对音乐要么付之阙如，要么浅尝辄止，但音乐在人们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中却又是如此重要。这样的反差不能不使人问个为什么。造成这种窘境的原因并不是人类学者不懂或不了解音乐。事实上，有些人类学家对音乐十分在行，不仅精于弹奏某种乐器，而且还是乐队成员，不时参与音乐会演奏。有些人甚至还会作曲。传统上，英美和其他欧洲国家的人类学者多来自教养比较好的家庭，音乐教育几乎是他们从小不可或缺的，许多人类学家在音乐上都有极好的修养。美国人类学家魏乐博（Robert Weller）就是一位大提琴演奏者，家庭里多有从事音乐的专业人士。他对我说他十分感谢他的母亲，如果不是她，他对音乐绝无可能有深刻的理解和感受。当我问他为什么不就此做些关于音乐的人类学研究呢？他回答说，他不愿意，还是让给专门接受过音乐人类学训练的学者或者音乐学者去做吧。但是，我还是发现，他在研究中也不是从来不涉及音乐，或者不使用音乐中的某些成分来写作的。几年前，他与另一位作者合著了一本书，就用了音乐上的一些技术术语作为隐喻和修辞来讨论分类和标准化的问题，也就是关于“文明”的一些问题。[2]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0/1227/475.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