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

一、关于旅游人类学的冷思考

自旅游人类学西学东渐传入我国以来，经历了20余年的迅速发展，促使从人类学视角考察旅游与社会问题成为学界一种新的研究风向。然而，在旅游人类学研究热潮背后，仍存在诸多问题需要被质疑和反思：其一，虽然很多学者声称自己做的是旅游人类学研究，但是，这些研究往往只是运用了访谈或参与式观察等人类学研究方法，相较于传统民族志而言，既没有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深度的参与，也没有长时间对案例地的持续研究，既缺乏对人类学理念及立场的基本理解，也未深入了解人类学的经典理论。这些研究大多未经过反复推敲和三角验证便形成结论，对于概念的理解也存在主观臆断和误读等问题。其二，一些研究者从普遍主义、理性主义和客观主义的角度质疑人类学在旅游领域中的应用，认为基于旅游特殊情境和微观案例研究的旅游人类学对于理论创新并无贡献，以人文观照为主线的伦理观对解决实际问题毫无意义，以阐释主义为基本研究方法论的操作缺少客观性。其三，在当前学术界论文快速生产、“不发表就出局”的“学术资本主义”现实下（Slaughter & Leslie，1997），功利导向和经济理性与旅游人类学研究需要慢节奏、长时间、深层次的田野调查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生存危机导致部分学者抛弃学科本位，旅游人类学日益被边缘化（Nogués-Pedregal，2019）。

事实上，从人类学角度考察旅游，既是学科间的交叉互补，又是学术研究应对现实挑战的一种方式（徐新建，2000）。系统梳理旅游人类学研究，思考人类学对旅游研究的知识溢出效应，对正确认识“旅游人类学”具有特别意义。

二、当旅游学研究遇上人类学

1.旅游人类学概述

要理解“旅游人类学”，首先要了解人类学观点。人类学（Anthropology）一词源自希腊文中的“Anthropos”（人）和“logia”（科学），即“与人有关的研究”或“研究人的学问”（哈登，1988）。人类学的五大基本理念包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相对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文化整体观，基于共时、历时、跨文化比较的文化比较观，强调对社区及其生活方式进行持续研究的田野调查，以及从事件参与者及旁观者两个不同角度去观察和探讨人类生活现象的主位与客位。

事实上，旅游学与人类学存在一些共通的学理基础：其一，辩证统一的文化多样性与普同性是二者交叉渗透的哲学基础。其二，核心研究内容都是“人的文化”。旅游归根到底也是一种文化生活，被包含在“人和人所创造出来的一切”中。其三，旅游活动是人类学研究的“真实田野”，人类学通过旅游复杂系统中各类“田野”现象揭示出其背后所蕴含的本土文化意义（廖杨，2004）。

20世纪60年代旅游人类学兴起于西方。西方学界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旅游现象展开研究，最早可追溯到1963年西伦?努涅兹发表的《旅游、传统与涵化：墨西哥山村的周末郊游》（Tourism，Tradition，and Acculturation：Weekendismo in a Mexican Village）一文。1977年，“旅游人类学”学科领域的创立正值反思人类学思潮鼎盛之际，文化人类学研究从认识论转向本体论。当社会与文化的宏大叙事逐渐让位于自我、认同与人格表述等中层理论，人类学家开始尝试将微观的日常生活与宏观的跨文化相互联系和并置（Regi，2013）。旅游的流动性恰好将现代人的日常生活与远距离的“他者”联系起来，为人类学提供了合适的研究对象。然而，西方旅游人类学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从早期倡导旅游经济到反思“旅游之坏”，以及面临“学科存在感”和知识可信度的危机后再重新出发，经历了兴旺繁荣的起源阶段（1963—1983）、平稳发展阶段（1984—1991）、饱受批判的争议阶段（1992—2005）和“批评转向”后的再出发阶段（2005年至今）（赵红梅，2018）。

我国旅游人类学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出现以来，通过翻译、引荐西方成果和本土化探索，从一腔热忱转向谨慎前行，对研究现状进行了回顾和反思。目前，我国旅游人类学仍存在本土创造不足、原创性成果少，对人类学的背景知识积累不足、广度和深度有限、专业训练缺乏、研究领域狭窄等问题（孙九霞，2007），具体表现为研究本体的去旅游化、旅游表述的趋民族学化和研究领域的狭窄化，这主要与旅游人类学学科定位的阶段性、学科思维的散点性、学科路径的单一性、学科发展的守成性有关（杨丽娟，2014）。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203/5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