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视野下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精准扶贫脱贫

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中国农村少数贫困人口脱贫已经成为发展的瓶颈之一。实施农村精准扶贫政策，践行精准脱贫之路，方法很多，从侧重经济层面的产业扶贫、环境扶贫到注重精神层面的教育扶贫、文化扶贫、医疗扶贫、技能扶贫等，均在扶贫脱贫之路上做出了各自贡献。然而，上述种种扶贫方法只能在各自领域内解决农村贫困问题，并不能使各层面的贫困农民最终全面走出贫困窘境。人类学方法是兼顾人类经济、社会、精神各个层面的精准扶贫、脱贫方法之一。人类个体“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符合马克思主义及党中央精准扶贫、脱贫的初衷［1］。本文以贵州省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脱贫情况为例，探讨如何利用人类学原理与方法指导以贵州为代表的中国农村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脱贫之路。

一、中国人类学与精准扶贫、脱贫研究概况

人类开始对自身的关注当自人类文明形成之际，公元前四世纪的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最早使用“人类”这一词。十六世纪初的德国学者亨德将人类学概念运用于生理学、心理学、文学等研究领域，从而奠定了人类学研究的根基。十九世纪中叶，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走进学者研究视野。早期代表如英国的达尔文，其进化论思想为人类学者追捧至今，俨然成为体质人类学之一大宗师。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共同支撑了人类学学科大厦。二十世纪初英国马雷特的《人类学》研究可为文化人类学研究之典型。吕叔湘先生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将这本书译给中国学者，说明人类学借助西学东渐之风进入中国后，中国早期人类学者对文化人类学开始关注［2］。中国百年人类学学科研究就此起航。目前中国人类学从关注人类自身问题研究开始趋向与人类学相关的各个领域的研究［3］。

纵观中外人类学研究历程，人类社会个体成员“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贯穿始终。

中国目前相关精准扶贫、脱贫的理论文献尚没有充分认识到解决精准扶贫、脱贫问题是人类学应有的要义之一；没有理解人类学方法综合了精准扶贫、脱贫的精髓，能够在人类精准扶贫、脱贫之路上长期跟进而不至于受贫困动态性因素的影响而滞后；未能看出利用人类学方法多视角综合研究贵州省农村地区精准扶贫、脱贫问题，有助于各民族人民整体全方位脱贫、共享发展成果的重要意义。

本文秉承人类学者个体“绝对平等”的研究理念，借此充实、完善我国精准扶贫、脱贫的研究理论，以期加快全国尤其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扶贫、脱贫之进程。

二、贵州省精准扶贫、脱贫现状

经过对贵州省内黔西南州、黔南州、铜仁市等各少数民族集聚区多个贫困村寨的走访，对大、中、小学校及医院、文化局、教育局、政府扶贫办相关部门就精准扶贫、脱贫工作的调研，梳理出的大致情况如下。

（一）在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的努力下，精准扶贫、脱贫工作因地制宜，以经济指标为核心，兼顾与民生直接相关的起居、教育、医疗等条件的改善，成效显著。这既符合人类学始终将人的自身发展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程度的唯一衡量标准的发展原理，也符合党中央2018年一号文件扶贫、脱贫之精神。

（二）“精准”指标围绕经济这一核心设定，单纯以经济收入、居住条件、医疗补救、交通起居等作为扶贫工作的焦点和是否脱贫的衡量标准，忽略了人类个体心理、民族心理、社会环境、历史、民俗、教育、工商、民族艺术文化等紧密关系扶贫、脱贫对象是否能真正走出贫困的因素。

（三）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掌握了自己负责村镇居民因病、因学、因残以及因缺资金、缺技术、缺劳力和自身发展动力不足等而致贫的情况，指明了该地区贫困人口致贫的若干直接原因，提供了贫困人群所亟待解决的生存困境材料，为“精准”工作内定了客观标准。但是他们忽略了贫困群体致贫的深层次原因，将扶贫、脱贫工作浅显化，导致扶贫工作治标不治本的情况发生。这不符合将人类的全面发展作为人类最终发展目标的人类学理念，也与党中央2018年一号文件建设产业、生态、人才、组织、文化全面振兴的美丽新农村的要求有不吻合成分。这种情况说明，欲彻底取得以贵州省少数民族地区为代表贫困地区的脱贫、扶贫工作的阶段性胜利，需各相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相关人员首先在工作理念上“脱贫”，汲取人类学个体“绝对平等”之精要，彻底改变“帮”“扶”等任何可能引起工作对象质疑的思想，倡导在身份、地位、人格等各个方面与精准扶贫、脱贫对象“绝对”平等，并在此前提下开展工作。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316/59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