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落民族志在人类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的运用

如何让学生领会和掌握民族志方法的要领，做好专业实习和完成高质量的毕业论文，是人类学专业实践教学中必须解决的问题。一篇优秀的本科生毕业论文应该是一篇微型民族志作品，并建立在特定地点和人群的深入调查基础之上。在人类学专业的课程体系中，除通识课与专业课外，还有实践课。其中，专业实习无疑是实践课的核心。专业实习不仅是学生毕业论文的基础，还是促进学生理解学科理论、方法、研究范式和激发学生专业认同的重要路径。究竟应该如何做好专业实习呢？2015年以来，笔者作为×大学人类学专业的负责人，尝试以“村落民族志”的形式组织本科生和研究生进行专业实习。几年来，成效十分显著，学生论文质量显著提高，数篇以专业实习为基础的研究报告或论文获得了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的奖项。本文以×大学人类学专业实习为例，探讨“村落民族志”在人类学专业实践教学中的运用及其意义。

一、“村落民族志”及其实践教学目标

20世纪初，人类学界涌动着一股“到实地”去的热潮，最终马凌诺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1922年）一书中系统地阐明了民族志方法和文本的规范，奠定了现代人类学的基石。马氏的民族志方法和文本聚焦特定的地方人群，通过长时间浸润到研究人群中获得第一手资料，并以共时性的描述来呈现地方人群的生活，赋予了人类学“科学”的光环[1]。

这种在非西方世界小规模、简单社会中的发明，有无可能运用到复杂、文明的社会中呢？复杂、文明社会中民族志研究的理想单位又是什么呢？在中国人类学发轫之初，这两个问题便需要回答。吴文藻先生指出，马氏的民族志方法是当时最为科学的方法，应引入中国这个复杂文明社会的研究中。研究的理想单位是“社区”，即就是要对特定地方中人群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在中国，这个“社区”应是“村落”。因为村落是人们生活之所依，人类学家在村落中可以发现社会和文化体系的所有方面，而且便于观察[2]。以吴先生为中心，燕京大学形成了以村落为单位的“社区研究学派”——中国人类学的“北派”。20世纪30-40年代，费孝通、林耀华等一批杰出的人类学家在开弦工、黄村等村落开展民族志调查，出版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民族志，奠定了“村落民族志”传统。选择“村落”是人类学家为了便于考察和分析的策略，而非将视野局限在“村落”之内。《江村经济》中不仅有开弦工农民的生活，还有这个“小地方”与世界资本主义关联的解读。《金翼》不仅描述了黄东林家族的历史，还呈现了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前夕中国社会的巨变。可以说，中国的“村落民族志”一开始就突破了功能主义封闭的地方和无历史的窠臼，抱有“小地方，大社会”的志趣。人类学学科重建以来，新一代学人接受了西方人类学新理论、方法和研究范式的熏陶，但始终坚守“村落”传统，相关经典民族志无不以“村落民族志”为基础。

对人类学专业的学生而言，必不可缺的训练是到一个地方去，将所学得理论、方法和知识运用到一个具体的社会中，完成对一个社会的观察和认识。对这些初涉者来说，在一个小地方获得田野体验对其把握学科知识和培育专业认同是极为重要的。秉承人类学传统，笔者所在的×大学民族学专业从2015年7月开始尝试推动“村落民族志”的专业实习。在理念上，坚持“小地方”策略，每年在2-3个有关联村落进行民族志调查，带领学生完成专业实习。所谓“有关联村落”，则出自对超村落的小区域社会进行调查的学术期待，可以是一片流域，也可以是一片区域内的不同类型的村落。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强调的村落研究与类型比较研究的结合[3]。借此，可以实现在村落社区调查的基础上通过类型比较研究，达成对一个小区域人群、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在实践上，通过5-7人调查小组一到两个月的调查，获得一个村落社区的基础性数据，形成对一个小地方的初步认识。

因此，“村落民族志”专业实习并不能达到马凌诺斯基所说的“洞察土著人的内部眼界”之目标，但可以形成一个村落人群生计与生活方式、经济体系、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基础性认识。我们并不期待学生通过专业实习就能成为合格的“人类学家”——这是他们今后努力的方向，而是期待帮助他们增强田野调查技能和增进对学科的认识、理解和认同。对参与“村落民族志”调查的老师、研究生和博士生来说，这可能会成为一次发现之旅，即发现新议题、获得新灵感、找到新动力，在之后几年中浸润到田野点中展开更加深入的研究，并形成新的成果。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420/6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