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为少年中国点种

“青年要‘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

2016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借用这段话勉励全国青年人。2018年4月，在世界读书日、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李大钊之孙，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省委统战部原部长李青，也应媒体之邀，朗诵了这段话。这是1916年9月1日，李大钊在《新青年》杂志第二卷第一号上所发表文章《青春》的结尾。

时年27岁的李大钊在文中写道，当时的中国已是“白首中华”“渐即废落之中华”“地球即成白首”。对于这样一个中国，当时年轻一代知识分子中，不少人对国家的前途感到迷茫，有的甚至产生悲观厌世思想。李大钊却截然相反。五四运动时期，他以赤诚而坚定的信念感召了一大批青年，成了那一代青年的“挚友与导师”。而正是那一代青年，在“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成就了惊天动地的伟业。

来图书馆看书的人多了好几倍

五四运动时，在青年人中传诵着北京大学哲学系学生罗章龙写的一首诗：“北大红楼两巨人，纷传北李与南陈。孤松独秀好椽笔，日月双悬照古今。”

这里的“北李”即李大钊。“孤松”是他用过的笔名。“南陈”即陈独秀。陈独秀1879年10月生于安徽安庆，李大钊1889年10月生于河北乐亭。两人都曾留学日本，都是章士钊的好友。

1914年11月，章士钊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甲寅》杂志第一卷第四号刊登了陈独秀的文章《爱国心与自觉心》。此时，国内已发生辛亥革命成果被窃取、孙中山领导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解散国会等一系列令国人愤慨之事，陈独秀在文中写道：“夫贪吏展牙于都邑，盗贼接踵于国中，法令从心，冤狱山积……此非京、津、江南人之无爱国心也，国家实不能保民而致其爱，其爱国心遂为其自觉心所排而去尔。”李大钊看到后感到“伤心无已”。1915年5月，袁世凯又接受了日本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李大钊挥笔回应陈独秀文，写了篇《厌世心与自觉心》，肯定了陈独秀忧国忧民的情结，同时也指出对革命形势不能过于悲观。李大钊还给章士钊写信，希望他代约陈独秀面谈。陈独秀看到李大钊的文章后很受感染，在给章士钊的信中说：“大作读毕，同意和这位大钊先生面谈，请安排时间。”这样，就有了“南陈北李”的第一次见面。

后来，两人先后回国。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新青年》的前身），李大钊在北京创办了《晨钟报》。1916年底，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1月，李大钊被聘为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两人成了同事和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相比陈独秀，李大钊性格亲和许多。在学生许德珩印象中，穿着褪色布袍子的李大钊诚恳谦和，总是含笑接待来向他求助的青年，没有架子。

当时在北京大学教哲学的梁漱溟后来回忆：“李大钊先生是我的故交，是至熟至熟之友，通常都称呼他‘守常’——这是他习惯用的别号和笔名。在1916年以前和其后那些年，我每次到北京大学讲课，在上课之前和下课之后，必定去他图书馆主任办公室盘桓10分钟至20分钟。因为彼此很熟，他忙他的事，我进门或离去，均不打招呼……他有时主动地要我看什么书刊，便顺手递给我，亦不加说明。我接过翻阅后，往往亦无表示。遇有重要书刊，我就声明带回家去看，下次来时交还。总之，彼此十分随便，没有什么客气俗套。”

那时，李大钊月薪100多元，足以养活四五十人，可还是很朴素。有学者认为，李大钊清晰感觉到自己身为“新旧文化之间过渡一代”的困境，必然会寻求年轻的同盟者。他致力于北京大学图书馆的革新，把原来灰尘满积的“藏书楼”改造成现代化的大学图书馆。为扩充图书馆藏，他大量购进中外新书，特别是反映国外研究新成果的书籍。据《北京大学日报》记载，李大钊多次把自己的图书杂志捐献给图书馆。馆址从马神庙迁至红楼后，他在保管和借阅图书等方面采取了新的办法，还开辟了新的阅览室。扩充后的北京大学图书馆设有21个书库和6个阅览室。

图书馆里那些英文、日文和中文的进步书籍，吸引着青年学生，来图书馆看书的人比以前多了好几倍。作为《新青年》的著名撰稿人，有不少学生是慕李大钊之名特来请教。学生中的骨干邓中夏、高君宇、黄日葵、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等，与李大钊均有密切往来。

文章来源：《人类学学报》 网址: http://www.rlxxb.cn/qikandaodu/2021/0629/701.html